医院，是中西文化荟萃之地，更是一个有着红色基因的革命之地。这里是距中共一大会址医院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，在医院附近，有许多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和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如孙中山、周恩来、邹韬奋等，播撒了革命的种子。红色基因、海派文化在此交相辉映，讲述着她和这座城市、这个国家同频共振、休戚与共的故事……
（注：医院原名医院，年改为医院。为行文方便，本医院称呼。）
首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，医院起步
马海德踌躇满志地站在外滩，黄浦江上吹来的风温暖和煦，那一年他23岁，刚刚从欧洲取得医学博士学位，他想要在这弄清楚，当时东方流行的热带病是怎么回事？
马海德，原名乔治·海德姆，年生于美国纽约，祖籍黎巴嫩。年夏天，当他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时，他还不知道，他的命运将因此而改变。
马海德抵达上海后，医院供职。他发现，当时的上海并没有流行所谓的“东方热带病”，只是因为天热，皮肤病患者多了起来。
医院皮肤科接诊过程中，他发现，当时的上海性病泛滥成灾，便决定把性病作为主要研究方向。在医院坐诊之余，还抽出一定时间医院讲学，主要听课对象是一些从事性病治疗的医师和护士。此外，在麻风病防治和研究方面，马海德也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绩。
在此期间，马海德有幸结识了宋庆龄，在她的鼓励下，马海德参加了外国进步人士组成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。从那时候起，马海德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存在，在旧中国风雨飘摇的局势之下，他感到，这是一束希望之光。
年，经宋庆龄介绍，马海德从上海出发来到西安，最终抵达陕北。访问结束后，马海德自愿留下加入中国工农红军。年，马海德在延安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并将自己的名字乔治·海德姆改为“马海德”。他生前曾多次回忆在陕北的经历，认为自己正是在那里“从一个革命的同情者，变为一名为人民解放战争奋斗的战士”。
全国解放后，马海德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，协助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。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，他将毕生精力放在解决性病和控制麻风病领域，并取得重大成果。同时他提出加入中国国籍的请求。在周恩来的支持下，年，马海德成为首位正式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外国人。
晚年，身患癌症的马海德依然坚持日常坐诊，把服务患者放在第一位。他曾这样感慨自己的一生，“一个人活在世上，总要做些事。我为中国革命做了一些事，死也无憾了。”而他在中国的职业生涯，医院起步的。
淞沪抗战医院
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“远东第一大城市”，然而，在歌舞升平的背后，战争硝烟在一点点聚拢。医院的医生和震旦大学的医学生们，以治病救人为己任，当两次淞沪战役的烽烟升起，他们穿梭在战争的硝烟之间，担当起救死扶伤的使命。当时的医院因拥有医术高超的医生、完善的医疗设备和宽敞的场地，成为救助生命的圣地，无数伤员和难民在这里得到救治。
年，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爆发，20余名医生和震旦大学医学院学生自愿冒着枪林弹雨，医院救助伤员，医院转移至苏州，共救治伤员五六百名。
年，“八·一三”淞沪会战爆发，8月14日下午，2颗炸弹落在大世界附近，造成上千人伤亡。其中余名伤员被送至医院，获得了当时条件最好的救治。震旦大学礼堂、新校舍、医院均医院，成为沪上规模最大、医院。年8月14日至年4月15日期间，医院先后收治受伤百姓余人、受伤官兵余人，此外共救助难民约5万人。
非典和新冠疫情让大家感受到了传染病的可怕，隔离、消毒也成了大众耳熟能详的名词，而在80年前，医院就用这种方法救治了许多传染病人。年，激烈的战事导致卫生条件迅速恶化，霍乱、天花等传染病暴发。为控制疫情蔓延，医院将隔离病房专门辟出一栋附属楼，用于收治霍乱病人；同时，又在2舍开辟区域作为隔离病房，收治霍乱病人；此外，还配备40张补充床位，收治天花病人。对于已经痊愈但还具有传染性的病人，医院又准备了张床位周转。据统计，仅年7月初至8月中旬，医院就收治病患例，获救率高达90.5%。
抗美援朝中的白衣战士
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……”年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唱着这首战歌，入朝作战。所有中国人责无旁贷，为了这场“立国之战”奔波。医护人员也是如此，在一线、在后方，为伤员、为战争的胜利而战斗。
年7月，上海市组织第二批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。通知一经发出，得到了医院全院上下的积极响应。经讨论，医院派出眼科聂传贤担任大队长，外科史济湘、林言箴，内科龚兰生、陈家伦等20余名医务人员参队，多人立下战功。
时任内科住院总医生的王振义院士也主动请缨，但组织上考虑到他刚生病初愈，没有批准他的请求。年4月，王振义第二次报名终于获批，加入上海市第五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，在东北军区内科巡回医疗组任主治医师，前往医院救治伤员。
当时，医院发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怪病——很多战士出现咳血、头痛等症状，被诊断为肺结核伴有结核性脑膜炎，但对症用药后却不见好转。王振义绞尽脑汁，经反复调查思考后发现，战士们常常食用当地鱼虾改善伙食，症状与自己在文献中看到过的肺吸虫病病状极为相似。经血液检验，他果真找到了肺吸虫卵！这一发现帮助整个部队及时治愈了大批患病战士，因此，他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记二等功。
医院原副院长高恪，也曾奋战在抢救中国人民志愿军伤员的第一线。他回忆说：“我原在华东第医院工作，上海战役结束，我们转移到苏州休整。我们原本准备从这里前往福建前线，没想到在年11月的一天，突然接到上级命令，要前往东北，坐了半个多月的火车到达吉林蛟河。那里的气温在零下20多度，伤员们大部分是战伤，有一部分是冻伤。当我剪掉伤员坏死的手指时，心如刀割。还有不少伤员患有夜盲、烂口角等，因为志愿军战士吃的是‘一把炒面，一把雪’，普遍缺乏营养和维生素。伤员们忍受着病痛煎熬，但他们从不叫痛、不抱怨，坚强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深感动激励着我。”高恪一丝不苟地救治伤员，出色的工作为他赢得了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功劳证”等荣誉，并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重要时刻——年，他踏进军医大学的校门，成为了一名医生。
创造生命的奇迹：“是党救治了他”
医学界普遍认为，中国的烧伤医学是从医院发展起来的，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年成功抢救钢铁工人邱财康。
当年5月26日深夜11时，“大炼钢铁”中的上钢三厂，一辆行车在悬空吊运时主扣松开，10余吨1度的铁水包掉了下来，爆炸……瞬间，时年31岁的青年炉长邱财康，身上的表皮成了焦炭，头肿得像气球。被送到医院后，医生初步估计其烧伤面积达90%以上。
当时的中国医学界，对于大面积烧伤患者的救治经验几乎为零，世界上也尚无如此大面积烧伤病人救治成功的先例。医学的极限似乎已经划好了生死线，但没有人打算放弃。
为抢救邱财康，医院党委立即集中了全院最强医疗力量，制定治疗方案，邀请国内众多著名专家会诊，涉及内科、外科、微生物科、泌尿科等。由于烧伤后创面大量体液（包括蛋白质和水分）流失，必须及时为患者补液。但当时通行的计算方式仅适用于烧伤面积小于50%的情况。面对大面积烧伤的邱财康，医生们摸着石头过河，在严密监控生命体征的前提下，适当地多输入液体，特别是血浆，以维持患者正常的血容量。
在医院党委的总指挥下，经过天左右的日夜奋战，全体医护人员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，他们打破了当时国际上“烧伤总面积超过80%无法治愈”的“迷信”，将邱财康从死神手中抢回。
这一事件不仅创造了中国医学史上的奇迹，相关成就也被国际烧伤学会所承认，被永远记在世界烧伤医学的发展史上。年，瑞金烧伤科在长期临床工作基础上，提出了适合中国烧伤病人液体需要量的“补液公式”，并得到广泛应用，被国内外烧伤医学界称为“瑞金公式”。国家卫生部对参与人员进行了嘉奖，其中，医院董方中和杨之骏各记大功一次。
从昔日的抗日战争到下乡斗血吸虫病，从唐山大地震、汶川地震，到抗击埃博拉、非典和新冠病毒，一声号令，医院的党员干部们挺身而出，冲锋在第一线、战斗在最前沿。他们穿越风雨的勇气，来源于“人民至上，生命至上”的医者担当，来源于共产党人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价值追求。
时光荏苒，百年匆匆。红色基因像一颗种子，在一代代瑞金医护人员的心中开枝散叶、茁壮成长。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，回看医院的百年历史，瑞金人始终心怀信仰、不改初心、砥砺前行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，他们将继续奋力前行，为人民健康作出新的贡献。
栏目主编：顾泳
本文作者：黄杨子朱凡李东
文字编辑：黄杨子
题图来源：医院
